主席：

為期一個多月的貨櫃碼頭工潮在上月初結束了，這次工潮一拖再拖，遲遲未能解決，當中原因很多，但香港沒有確立集體談判機制，在工潮裡勞資雙方未能即時展開談判，至使工潮不斷拖延，對僱主、員工以至香港整體經濟都要付出代價的局面，很可惜，政府沒有吸取今次工潮的教訓，改弦易轍，為香港設立集體談判制度。政府在五月八日回應本會同僚書面質詢時，斷言拒絕考慮展開集體談判的立法工作。

政府稱，立法強制僱主須與職工會進行談判，可能令勞資關係更形對立及缺乏彈性，結果適得其反。以這樣的理由拒絕為集體談判立法是荒謬的。還記得在貨櫃碼頭工潮膠着之際，行政長官還公開表示，政府的工作是分秒必爭，希望以中立的角色爭取與各方溝通。勞福局亦稱，在今次工潮裡，勞福局與勞工處的整個團隊，一直不斷積極斡旋，協助工潮各方溝通及對話。話說得漂亮，若政府願意訂立集體談判法例，在工潮裡僱主僱員雙方代表，便必須對話，尋求解決勞資糾紛的方案，特首不用勞神分秒必爭，勞工處也不用協助工潮各方對話積極斡旋，集體談判的積極作用，政府都避而不談，還倒黑為白，把解決勞資糾紛的有效工具說成惡化勞資關係。

我支持李卓人議員今天提出動集體談判動議，這不單只我作為工會工作者，要求設立集體立判是一直爭取的目標，近年，香港的社會生態有很大的轉變，不同的矛盾抗爭事件有合流的趨勢，這對工運發展有何影響，這是一個工會、關心工運的朋友，以至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我認為，這現象同時突顯設立集體談判權，確定職工會領導工運，區分工運和社運不同的必要性和急切性。

除了企業內的集體談判，解決勞資矛盾外，行業的集體談判同樣有實質作用，儘管香港沒有集體談判機制，但有些行業亦是通過行業工會與工業商會磋商，釐定行業的工資水平，機電業便是一個例子，這工資水平沒有法定效力，並且，行業與商會議價的情況並不普遍，但通過行業與商會的磋商對保障工友薪金有一定的幫助，因此，在訂立企業的集體談判的同時，亦有必要推動行業層面的集體談判，儘管成立多少層面的集體談判機制可進一步研究，但基於認同設立集體談判的原則，我會支持工聯會的修正案，至於民建聯的修正案，沒有清晰的設立集體談判立場，政府可以尋求共識為由，就設立集體談判繼續拖拉，我只能反對修正案。

主席，香港沒有集體談判法例，但有防止歧視職工會條例，若僱主因僱員參加工會活動而解僱僱員，便會觸防止歧視職工會條例，有判刑罰款之慮，但僱主解僱僱員，理由五花八門，不會蠢至觸犯法例，防止歧視職工會條例便如保障勞權益的花瓶，中看不中用。而更有甚者，是防止歧視職工會條例對歧視行為，保障範圍過於狹窄，令可以在勞資工潮中發揮作用的防止歧視職工會條例自廢武功。

歧視的手法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可以是對個人的歧視，也可以是對組織的歧視，在過往的工潮裡，僱主對職工會的歧視俯拾可見，在勞資糾紛拒絕承認職工會的地位，甚至另起爐灶，企圖分化工會力量。這些明顯是歧視職工會，但現時的防止歧視職工會條例沒有任何的補救措施，我建議在促請政府立法確立集體談判權之餘，全面檢討防止歧視職工會條例，加強對職工會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