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

過往財政司司長發表財政預算案，市民普遍關注預算案提出什麼利民紓困的措施，可以減輕生活的重擔。但今年的情況有點不同，財政預算案的討論，引起更多關注的是如何維持香港財政狀況的長遠穩定，避免入不敷支，令香港出現結構性的財政危機。

無庸置疑，出現這種轉變，是特首梁振英和財政司司長的施政關注各有不同，特首在去年增加長者生活津貼後，今年施政報告裡提出一個更具規模，需要政府每年開支逾三十億元的扶貧藍圖。此外，社會上種種要求改善弱勢社群生活的聲音，都觸動了以守財見稱，堅持財政持盈保泰的財政司司長的神經，以至預算案幾乎成了司長理財哲學的立場書。

在預算案的開端，司長指出香港的成功之道包括了自由經濟和簡單稅制，例子是香港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度指數》長年第一，在世界銀行的《世界稅賦環境報告》名列前茅等，司長認為這是香港的比較優勢和社會價值，必須珍惜。不過，在這些成功之道的背後，也有些國際權威對香港的評估，司長是沒有，或不願提及的，如《經濟學人》指香港是全球群帶資本主義最嚴重地方，富豪財閥利用傾鈄的商業政策，巧取豪奪；稅務便利之下，香港的堅尼系數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中最為嚴重。我認為，這些財政司司長沒有提及的國際評價，更能反映所謂香港成功之道的本質，但這絕不應是香港追求的社會價值。

被財政司司長稱讚的香港稅制，是大半個世紀前的產物，但香港經濟經歷了六、七十年代的起飛；八、九十年代的轉型後，香港的社會面貌，已面目全非，市民的要求，亦有很大改變。現時，香港富裕階級積累財富的主要來源，包括了資本所得、股息、遺產等，完全免稅；在1996至2011年間，全港賺錢最多20%人口，他們所付的薪俸稅少於收入的10%，但他們的所得佔整體香港住戶所得逾55%，這個便是財政司司長引以為榮的稅制。

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裡說，留意到有市民擔心我們的支出增長過快，憂心香港走向福利主義。但市民對特區政府該如何使用公帑態度十分複雜，港大民意調查中心在財政預算案發表後進行的民意調查，當問及財政司司長說要控制開支，避免出現結構性赤字時，以至是否認為香港稅制公平時，都得到逾半市民認同；但問及預算案裡提出紓困措施是否足夠，又或問及市民覺得香港財富分配是否合理時，又有逾六成市民認為不足和不合理，要解釋這些相互矛盾的答案並不困難，這只是說明市民沒有把自己感受到的社會不合理現象，與制度掛鈎，沒有思考社會的不公平現象源於制度的不公平，並相信了政府一些片面性的香港成功之道的宣傳。

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裡引用了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書中的三個推算，以稅制和稅率不變作前提，對政府開支增長作不同程度的危機預測，我認為這前提大可斟酌。香港首次徵收直接稅是在1938至39年，當年殖民地政府開徵直接稅的原因，便是社會要應對戰亂裡極端不足的基礎教育、以至貧病幼弱的需要。我看不到香港必須緊守這個向既得利益者傾斜的稅制理由，若我們的稅制未能追上社會的需要，我希望財政司司長能借此機會全面檢討香港的稅制，諮詢市民意見，這會比預算案建議設立未來基金更為實際。

最後，我不得不提的是，司長在今年預算案裡提出的紓解民困措施只有五項，涉及的公帑約二百億，較去年預算案的十一項，涉及三百三十多億元大為減少。財政司司長解釋，行政長官在今年施政報告裡已提出多項扶貧助弱措施，改善基層生活。我同意這基本原則，財政預算案的紓困建議不應與施政報告裡提出的措施重覆，例如，特首在施政報告已提出了短期內推出具體措施，改善綜援，財政司司長便把去年多發兩個月的綜援標準金減為一個月。但對於非領取綜援的低收入家庭，在今個財政年度對他們的支援也大幅減少，我有很大保留，如取消電費補貼，代繳公屋租金亦由兩個月減為一個月。儘管施政報告裡提出建議，幫助低收入在職家庭，但這個建議最快亦要明年才能推行，司長的截流實在早了一點。

主席，政府在今年將新增2500多個公務員職位，將稍為紓緩公務員人手緊張的問題，在新增的職位中，約有670個職位取代了非合約公務員職位，但實際上，連續服務政府5年或以上的非合約公務員多達4700多人，我希望政府能加大力度，把這些擁有豐富的政府服務經驗的非合約公務員轉為合約公務員。

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