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

       我們正處在一個全球大變動的年代，一方面面對全球一體化的衝擊，不同地域的人才直接競爭；一方面面對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一些傳統的職業、甚至專業愈來愈多被智能機器取替。香港的教育制度如何與時並進，培養人才，這不但是為青年學莘找尋工作出路，更關乎香港能否持續發展，不致衰落。

        中國人一直重視教育，由過往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到現代社會的「工字不出頭」，這反映了我們重視教育的傳統，但同時反映我們對教育的理解有所偏差。若我們今天討論職業教育，仍只是圍繞在傳統文化中學裡加強同學的實習機會，以至完善生涯規劃，是遠遠未能達到強化職業教育，全方位為香港培訓人才的目標。

        我們的教育制度，是承襲傳統重文輕工的傳統。現時政府為公營學校學生提供12年免費中小學教育，在完成初中課程後，學生一般可在原校升讀高中課程或轉修由職業訓練局開辦，並獲政府全費資助的全日制職業訓練課程。在2014年9月，就讀全港395所公營中學的學生有30多萬名，但同年，職訓局透過轄下各院校只招收到2萬多名中三或中六離校生就讀全日制課程，數目佔公營中學不足一成，收生比例並不理想。但在2013至14年，自資和資助副學士學位課程便近4萬個，遠遠高於職訓局提供中三或中六生的全日制課程的招生。

        副學士成立至今，定位不明，質素參差，社會認受性低，並且，為了解決副學士的出路問題，又要在大學預留資源，容許小部分的副學士能銜接大學，繼續升學。更大問題是副學士與職業教育同時爭奪不在傳統學校裡繼續升學的同學，直接打擊了職業教育的發展。為了強化職業教育，政府必須全面檢討副學士制度，由職業教育取替成為青年學生的主要進修出路，並大量增加職業進修課程與大學銜接的學額。這樣才能真正的幫助香港的職業教育發展。

        在今年七月，政府的「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發表報告，建議重塑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定義，定位為職業專才教育，課程可達學位程度，並建議政府加強推廣，改變社會輕視職業教育的態度，我支持小組的建議。但要達到小組的目標不能只在門面上做功夫，必須切切實實強化職業教育，包括挽留、強化前線師資人才，吸引青少年入讀，令職業教育的畢業生不會遜於傳統學校，這方面，報告內容仍相當空泛。

        職業訓練局(簡稱職訓局)，在職業教育裡擔當關鍵角色。據職訓局前綫員工反映，自職訓局與政府脫鈎，自負盈虧運作，前線員工的工作愈來愈繁重，職業也愈來愈不穩定。職訓局現時不少是以兩年、甚至一年的形式不斷續聘職員，過往工作滿六年便可轉長約的機制名存實亡，在2014至15年職訓局員工總數達5700多人，但工作多於6年的固定合約員工只有508人，職業的不穩定性嚴重影響職訓局的教育工作。

        近日醫管局的高級醫生要求額外加薪3%的情況在職訓局同樣出現，職訓局按舊制支薪的員工理應隨公務員的薪酬調整，合資格的員工額外加薪3%，但有職員指出，職訓局在減他們人工時，便要跟隨公務員隊伍，但今次薪酬調整，又以與公務員隊伍脫鈎來當借口。

        香港要推廣職業教育，職訓局要在作育英才與商業運作的模式中取得平衡，我希望職訓局能妥善處理與前線員工的分歧，携手為香港職業教育作出貢獻。

       除了職訓局外，在2000年教育改革後政府鼓勵成立的三所特色高中，包括公理書院、明愛華德中書院，以至兆基創意書院，他們處在職業教育和傳統教育之間，但在教育和資源都被忽略，政府應重新檢討特色高中的定位，若肯定特色高中的作用，應增撥資源和推廣發展。

       在今年5月，立法會的研究組發出了一份“德國的職業教育及訓練”的資料摘要，我看後百感交雜。德國有源遠流長的學徒訓練傳統，香港不能相比。但報告指出，德國的商界普遍把培訓視為投資，單在2013年，德國僱主每月便為每名學徒培訓承擔約15,000港元。近年，香港建造業發展蓬勃，香港僱主團體叫得最響便是擴大輸入勞工，但少有在職業訓練上為香港的年輕人作長遠承擔。以今年本會通過發展局撥款1億元，供建造業議會培訓半熟練和熟練工人為例，建造業議會既要提供學員培訓津貼，甚至要為參與培訓的導師補償僱主生產力的損失。

        我不會幻想香港的僱主與德國僱主一樣，對職業培訓作出比公帑更大的承擔，但香港的僱主在職業教育上承擔更大責任，是合情合理的，而政府亦應提供誘因，鼓勵僱主主動承擔職業訓練的責任。此外，在政府的招聘政策上加強職業教育作為聘用條件，只有在多管齊下，香港的職業教育才能落地生根，更好地為香港培訓人才。

         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