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

       在政府林林總總的聘用形式裡，政府服務外判下受聘的僱員是遭剝削最深的一群，他們一些基本的僱員權益，如工時、假期、年資、以至遺散費，都可以在僱傭條例的漏洞裡被外判商剝奪。儘管近年，政府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員工有所減少，但服務外判的情況並沒有明顯改善，單單是房屋署，近年來的服務外判員工數目年均便超過3萬人。

       政府實行服務外判已近20年，衍生的問題已很清楚。在去年十一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回應本會議員查詢時，提交的資料顯示在過去三年每年都有數十宗外判員工求助個案。在以外判形式聘用服務的政府部門，食物環境衛生署是外判剝削員工的重災區，每年都有十多宗要求勞工處協助的個案，涉及欠薪、裁員、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等。外判員工要走到找勞工處協助，很多時是員工已不得不走的最後一着，更多的情況是外判商利用法例和合約的灰色地帶，剝削員工，員工要啞忍求存。我自己便處理過一些外判清潔工的求助個案，主要涉及外判商提供的清潔用具殘破，保護裝備不足，工友工作諸多不便，更危及工作安全，這些苦況，工友是不會冒失去工作的風險，尋求勞工處的協助。

        在2015年，康文署轄下公共圖書館，因外判商「泰匯亞洲有限公司」突然停業，拖欠員工薪酬，受影響達420名僱員，政府拒絕承擔責任，最後受影響的僱員只能向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索償，政府與外判僱員完全切割的做法，當時已遭社會廣泛批評。香港的建造業以外判聘用方式運作由來已久，當判頭的公司倒閉拖欠員工的薪金，主承辦商都要承擔相關責任，發薪與受影響的員工。香港政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但對其外判服務的受聘員工拒絕承擔任何責任，做法的涼薄較建造業的承辦商還不如。

        在今天的辯論裡，不同黨派的議員都提出了修訂建議，我認同一切改善外判服務僱員權益的主張。但有一點我必須指出，政府是外判服務的最終僱主，不能對受聘於外判服務的員工權益置身事外，特別是當外判商違反僱傭條例，僱員法定權益受到侵害時拒絕承擔責任。

        作為勞工界的代表，我不得不提工時問題，現時外判承辦商和僱員簽訂的標準僱傭合約，規定超時工資的水平只要達時薪的100%便可。這樣的規定是變相鼓勵僱主強迫僱員長工時工作，同時亦證明了標準工時委員會上月向政府提交報告，建議以合約工時來解決香港僱員工時過長問題，完全不切實際，勞工界不接受報告的建議是有理有據。標準工時主要目的是保障基層僱員工作時數不會過長，政府作為全港最大僱主，特別是在聘用基層勞工的外聘服務，政府應起帶頭作用，在標準僱傭合約裡規定標準工時每周44小時和超時工作必須以1.5倍工資率作補償，保障基層員工的權益。

         有不少議員都提出外判服務的僱員工資水平要高於法定最低工資，現時最低工資調整機制一大缺點是每兩年檢討一次，嚴重滯後生活水平。為了保障基層工友的生活，在每年檢討最低工資的機制未實行前，政府應在外判服務標準合約中，規定每年調整僱員工資。

       主席，最後我必須指出有關遣散費和長服金的問題。兩者都涉及僱員服務年資，但當外判合約期滿再轉換到下一個接辦的承辦商時，外判工人的年資往往要在新合約中重頭計算。而某些個案中，承辦商利用不同手法，例如調派僱員到偏遠地區工作，令其自動辭職，以便逃避支付遣散費。政府不能漠視外判工年資不被承認的問題，標準僱傭合約應要求接辦商承認員工在上一服務合約的年資，以及堵塞承辦商可任意調派僱員跨區工作的漏洞，保障工友的權益。

        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