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31日的立法會會議的質詢環節，我要求政府帶頭在其服務外判標準合約裡加入標準工時的規定，超時工作的工資必須高於正常工資，以推動社會設立標準工時，保障僱員權益，同時亦是實實在在落實政府經常掛在口邊的家庭友善僱傭政策。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找不到理由回應，只能以一個虛得不能再虛的「整體政策考慮」作擋箭牌推搪，將勞工界早有共識的意向一拖再拖，連「保障工人權益」的責任也外判給承辦商，完全暴露了政府沒有誠意推動標準工時的立法工作。

《公務員事務規例》是管理公務員隊伍的主要政策，是各公務員部門須依循的重要指引，在規例的第四章671條指出，日薪員工的逾時工作津貼額是時薪的1.5倍。但現時政府服務外判標準合約只規定承辦商不能以低於正常工資，支付超時工作，完全違反了《公務員事務規例》裡的規定，是最明顯不過的雙重標準，歧視政府服務外判的工友。

政府在2016年修定了非技術工作招標的評審準則的指引，部門招標時須考慮投標者提出的工資及工時水平。但各評分項目比例，仍然是由部門自由調教，結果是指引成了一紙空文。根據統計處的2016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一些低技術工種較多的行業，例如保安、零售等，每周工時中位數超出50小時。當中保安行業更有3成僱員每周工時達72小時或以上、清潔服務有近3成僱員每週工時可達52小時。統計處沒有統計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的僱員每周工作時數，但統計處承認，政府服務外判的僱員有可能是這些長工時的僱員。

按國際勞工組織的建議，僱員每周平均工時為40小時，但香港全職僱員每周工作時數遠高於此，一些如保安和清潔工作，工時可長達60、70小時之多。我們也明白，社會上有部分僱主極力反對立法保障標準工時，有部分市民對立法保障標準工時存在誤解。正因如此，我們才要求政府在服務外判的標準合約裡，帶頭落實工時有上限，超時要「補水」的原則，推動商界接受標準工時，最終為標準工時立法，在香港真正落實家庭友善僱傭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