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

     貧富懸殊問題一直困擾着香港社會，在強調市場經濟、滴漏效應的政府政策裡，貧富懸殊一度被合理化，認為是市場經濟裡的必然現象。這兩年香港在疫情之下，更突顯了政府向商界傾斜的政策。回顧一系列的防疫措施，政府仍是以救市等於救人的模式運作，基層市民仍是被犠牲的一群。月初，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曾反駁政府「越扶越貧」，明言改進堅尼系數的計算方式後，排名是有改善，但最後局長亦難以否定香港在64個經濟體系中，仍是貧富懸殊處於最高的三分一之中。一個人均生產總值接近5萬美元的高度發展城市，普羅市民分享不到經濟成果，以至社會矛盾不斷深化，政府難辭其咎。

       從數據來看，「越扶越貧」已是不爭的事實。自2012年政策介入前本港貧窮人口為131萬，9年過去，儘管政府資源有增無減，但貧窮數字依舊徘徊在131萬至140萬人左右，在疫情爆發前，貧窮人口更升至149萬人，貧窮率為21.4%，兩者皆創下2009年後的新高，可見多年來推出的津貼類型措施，不論是恆常現金項目或非恆常現金政策，並沒有根源性地紓緩香港的貧窮問題，縮窄貧富鴻溝。

     過去，我曾多次建議政府檢討稅制，希望政府設立資產增值稅，在證券市場和物業轉讓獲利徵稅。事實上，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獲利最大並不是生產實業和薪俸，而是以金融財技，一買一賣賺取豐厚利潤，累積資本，以資產增值稅作為財政再分配的手段，有助消弭貧富差距。與此同時，我建議政府設立生活工資指標，鼓勵市場改善基層市民工資捉襟見肘的情況。政府亦應訂立扶貧目標，例如制定提升住屋以及教育福利的時間表，讓更多的香港人不再需要以高昂租金來換取暫住居所，更多的開支用於醫療、膳食、子女教育等等，將資源投資未來，突破社會層級向上流動，這才能達致最終「脫貧」目的。

     最後，我必須提一提最低工資，對勞工界而言，爭取設立最低工資的目的是要保障社會最基層的市民，工作能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但這個基本原則並不包括釐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考慮因素裡，再加上兩年一檢的不合理安排，以至最低工資完全發揮不了保障基層市民生活的目的。我認為必須全面檢討最低工資的運作，這不但是把兩年一檢改為一年一檢，還應包括把保障市民基本生活所需納入釐定最低工資的考慮因素裡。

     主席，消弭貧富差距的方法早是老生常談，勞工界多年亦提出不少建議，但關鍵仍在於政府是否有決心去解決。一個有責任的政府應有決心去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亦應訂下解決貧富差距的目標。

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