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議會事務

主席:

     首先，適逢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6周年，我十分感謝劉業強議員提出議案，討論紀念抗日戰爭的相關政策建議。就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議題上，我已在議會上以議員議案、以至在《2021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上，要求政府將9月3日，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香港有基於傳統、基於尊重不同的宗教而確立的法定假日，但對於抗戰勝利，這關乎整個中華民族興亡的歷史，卻沒有法定假日紀念，我認為是難以接受的，這是我一再要求，把抗戰勝利紀念日列法定假日的原因。

     古語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學習歷史是培養年青人認同中華民族、熱愛國家的重要一環，而透過將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正正是鼓勵市民去參與紀念活動，例如如原議案提及的參觀紀念館或抗戰遺址等，認識國家歷史，提升民族認同的最好機會。

     另外，正如我早前在議會的議員議案亦提及，將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並不是把歷史的新仇舊恨重翻一遍，製造更多的仇恨和敵意，而是讓參戰各方，共同面對戰爭的罪惡，深切反思、領悟和平和生命的可貴，紀念無數在戰爭裡失去生命的同胞。讓香港的年青一代重新認識國家民族的機會，為我們飽受戰火、不屈不撓的祖父輩感到自豪，亦因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而感驕傲。

     把9月3日列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定為法定假期，源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曾在2014年將9月3日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後，特區政府亦自該年起，在香港舉行相應的官方紀念活動；並曾在2015年，適逢抗日戰爭結束70周年，中央政府宣佈該年9月3日全國放假一天，讓人民參與各地的紀念活動。當時，香港政府亦響應中央做法，將該日訂為一次性的特別公眾假期及法定假日。但紀念抗日，為何是一次性的特別假期，而不是持之以恒的政策，讓全港市民一同參與。

     最後，希望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透過增加一天法定假期，讓市民參與和感受抗日戰爭勝利的紀念活動，真正認識國家的歷史，從而增加國民身份認同，更因中國人的身份而感自豪。

謹此陳辭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在其領導下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於日軍佔領香港期間，在多個地點抗擊日軍及營救盟軍，為抗日戰爭勝利作出重大貢獻；至今抗戰遺蹟遍布全港多區；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積極在香港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和保育相關遺蹟，讓港人更了解抗日戰爭的歷史、抗戰英烈的貢獻和愛國情操，藉以提升港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明白捍衛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及珍惜在國家支持下，本港所享有的繁榮安定；有關建議包括：

(一)       加強學校教育，從課程設計、專題研究、研討會或校際比賽等不同途徑，讓學生正確認識抗日戰爭歷史；及

(二)       製作完備的抗日戰爭歷史教材套，包括收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及昔日香港民眾抗日事蹟的全面資料，以便中、小學可利用相關資料作研習；

(三)       建立香港抗日戰爭數碼資料庫，蒐集及儲存不同形式的歷史資料，包括口述歷史、文獻、檔案等，並將資料庫開放給公眾使用；

(二)(四)  加強向社區推廣抗日事蹟和文物保育工作，例如設置抗戰紀念館及、文物徑和行山史蹟徑、將抗戰遺址列為法定古蹟、設立遺址名錄、豎立抗日英烈紀念碑、組織專題展覽及導賞團等，並舉辦各項體驗式活動，讓公眾對這段由中國人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貢獻的歷史有更深的認識；及

(五)       在每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舉行紀念活動，悼念抗戰英烈，並邀請抗日老戰士與年青一代交流，以加強市民的國家觀念和國民身份認同，以及讓愛國情懷薪火相傳；及

(六)       將9月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定為法定假期，讓更多市民可以參與相關紀念活動，從而提升公眾對抗日戰爭歷史的認知。

註：潘兆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主席：

     貧富懸殊問題一直困擾着香港社會，在強調市場經濟、滴漏效應的政府政策裡，貧富懸殊一度被合理化，認為是市場經濟裡的必然現象。這兩年香港在疫情之下，更突顯了政府向商界傾斜的政策。回顧一系列的防疫措施，政府仍是以救市等於救人的模式運作，基層市民仍是被犠牲的一群。月初，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曾反駁政府「越扶越貧」，明言改進堅尼系數的計算方式後，排名是有改善，但最後局長亦難以否定香港在64個經濟體系中，仍是貧富懸殊處於最高的三分一之中。一個人均生產總值接近5萬美元的高度發展城市，普羅市民分享不到經濟成果，以至社會矛盾不斷深化，政府難辭其咎。

       從數據來看，「越扶越貧」已是不爭的事實。自2012年政策介入前本港貧窮人口為131萬，9年過去，儘管政府資源有增無減，但貧窮數字依舊徘徊在131萬至140萬人左右，在疫情爆發前，貧窮人口更升至149萬人，貧窮率為21.4%，兩者皆創下2009年後的新高，可見多年來推出的津貼類型措施，不論是恆常現金項目或非恆常現金政策，並沒有根源性地紓緩香港的貧窮問題，縮窄貧富鴻溝。

     過去，我曾多次建議政府檢討稅制，希望政府設立資產增值稅，在證券市場和物業轉讓獲利徵稅。事實上，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獲利最大並不是生產實業和薪俸，而是以金融財技，一買一賣賺取豐厚利潤，累積資本，以資產增值稅作為財政再分配的手段，有助消弭貧富差距。與此同時，我建議政府設立生活工資指標，鼓勵市場改善基層市民工資捉襟見肘的情況。政府亦應訂立扶貧目標，例如制定提升住屋以及教育福利的時間表，讓更多的香港人不再需要以高昂租金來換取暫住居所，更多的開支用於醫療、膳食、子女教育等等，將資源投資未來，突破社會層級向上流動，這才能達致最終「脫貧」目的。

     最後，我必須提一提最低工資，對勞工界而言，爭取設立最低工資的目的是要保障社會最基層的市民，工作能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但這個基本原則並不包括釐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考慮因素裡，再加上兩年一檢的不合理安排，以至最低工資完全發揮不了保障基層市民生活的目的。我認為必須全面檢討最低工資的運作，這不但是把兩年一檢改為一年一檢，還應包括把保障市民基本生活所需納入釐定最低工資的考慮因素裡。

     主席，消弭貧富差距的方法早是老生常談，勞工界多年亦提出不少建議，但關鍵仍在於政府是否有決心去解決。一個有責任的政府應有決心去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亦應訂下解決貧富差距的目標。

謹此陳辭

鑒於平台經濟近年迅速發展，本港多間平台公司大量招聘從事食物送遞及運輸的平台工作者，但該等公司並沒有為平台工作者提供足夠的保障；就此，本會促請政府設立發牌制度規管平台公司，並把平台公司必須為平台工作者購買一定額度的意外保險訂為發牌條款之一，以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權益；政府亦應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對象至平台工作者，及全面研究為平台經濟制定僱傭政策。

註：潘兆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主席:

       首先，我感謝陸頌雄議員提出保障平台工作者的議員議案。現時，政府對新興的零工經濟模式視若無睹，全無對策。鑑於政府對零工經濟袖手旁觀，我在2018年，便針對零工經濟建議本會研究部了解外國經驗，檢討加強保障獨立工作者的政策。我亦曾在財政預算案質詢政府，會否因科技發展帶來的新僱傭模式而檢討勞工法例，早前，本會亦有議員提出相關質詢，但政府的回應只是含混其詞，支吾以對。我期望透過今天的討論，政府能對零工經濟有一個明確的態度，儘快趕上科技發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勞工權益。

       我明白零工經濟的平台工作者不同於傳統的聘用模式，在英國、西班牙等地，便因為平台工作者的僱傭關係鬧上法院，要由法院仲裁。而英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先後把平台工作者納入勞工保障範圍。在上月，中國國家市監總局等部門聯合印發落實網絡餐飲平台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的權益並提出指導意見，對保障外賣送餐員正常權益提出全方位要求，督促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單位為建立勞動關係的外賣送餐員參加社會保障。

     在香港，有傳媒引述英國研究機構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報告指出，在去年4至6月的疫情高峰期，外賣服務估計保障了香港約48,000個職位，若以餐廳夥伴的營業額計，外送服務為第二季香港經濟貢獻達80億港元。平均有31%的餐飲從業員因餐廳提供外賣服務而保住工作。

     零工經濟的發展在本港發揮的作用愈來愈重要，今天陸頌雄議員的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權益已是一個遲來的議案，但如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權益，在零工經濟的靈活發展與勞工權益的保障之間如何平衡，我相信仍有很大空間需要調整，但作為起步點，我認為把平台公司必須為平台工作者購買一定額度意外保險外，以及擴大破產欠薪基金的保障至平台工作者，使他們不會因平台僱主結業或倒閉而導致他們沒法取回他們應有的工資，這是對現時僱傭關係影響輕微，能及早落實的措施。與此同時，政府應全面研究為平台經濟制定僱傭政策。這是我修正陸議員議案的初衷。

     對於郭偉強議員的修正案，我明白郭議員希望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意向，但在現階段，要求政府把平台工作者的僱傭政策看齊於傳統經濟的僱傭政策，未必是最好的做法，因此，稍後若郭偉強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獲本會通過，我將撤回我的修正案。

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