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
這是本屆立法會最後一次審議特首梁振英的施政報告。在2013年，特首上任後首次向本會提交施政報，說會成立退休保障專責小組，「以開放、務實及審慎的態度，深入探討退休保障，客觀分析不同意見，就退休保障的路向建立共識。 」2014年，特首又在施政報告說「政府會以開放及務實的態度，考慮退休保障的未來路向。」2015年，特首還是在施政報告說扶貧委員會未來幾個月會啓動訂定諮詢的框架及內容，期待社會作理性和務實的討論，從長計議，凝聚共識。來到今年，特首還是在呼籲大家積極提出意見，共同深入、知情、客觀及理性討論。一個退休保障諮詢工作，由本屆立法會任期開始，到本屆任期結束，四年多來，都只是翻來覆去地說諮詢。一個老生常談的全民退休保障建議，蹉跎了多少歲月，又有多少長者苦等退休保障多年，最後等不到便離開我們。
有關退休保障何去何從，最終離不開社會是否支持一個全民退休保障的安排，如果支持，財政上如何持繼可行。但政府的諮詢文件甚具挑釁性，把是否支持一個全民退保安排改為不論貧富方案和有經濟需要方案，把一個退休保障的基本權利問題變成一個經濟問題，按此推論，若未來我們要檢討長者高齡津貼，政務司司長大可稱為不分貧富長者高齡津貼方案與有經濟需要長者高齡津貼方案，在命名上把不同方案標籤化，貎似客觀，實質政府早有立場，傾向路人皆見。特首還在施政報告說客觀理性討論，呼籲大家積極提出意見，我只能說，不知從何說起。
在退休保障諮詢文件裡，政府把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放在一起討論，目的是要把問題複雜化。只要我們看看特首的行政長官競選政綱，「逐步降低強積金戶口內僱主累積供款權益用作抵銷僱員長期服務金」是放在僱員權益之下，而退休生活保障下的優化強積金計劃，是指提供年金選擇、降低管理費、推出回報穩定投資產品等，不涉及取消對沖強積金。很明顯，特首亦知道取消強積金對沖和優化強積金保障不能混為一談，現時，政府偷龍轉鳳，不惜自相矛盾，把取消強積金納入退休保障諮詢文件裡，是借較複雜、要花較長時間討論的退保安排，轉移市民的視線，拖延社會要求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安排，我對政府的做法感到遺憾。
除了退休保障外，長者照顧服務也是市民大眾非常關注的問題。特別面對人口老化，如何做好醫療護老工作，是政府很大挑戰。目前政府的社區及院舍照顧無論在量和質方面都令人擔憂。量方面，儘管特首每年在施政報告都會宣佈增加若干的名額，然而對縮減輪候人數、或輪候時間的目標仍舊一律不提，輪候中的長者只能望梅止渴。我很高興聽到政府說，鼓勵青年人「先聘用後培訓」的先導計劃獲正面反應，我期待政府增加培訓名額，盡快為護理行業輸入新血。在質素方面，施政報告裏面提到，當局計劃在2016-17年度合併「安老院牌照事務處」及「殘疾人士院舍牌照事務處」，在事務委員會上政府提到合併兩個事務處後會加強巡查違規機構及檢討發牌機制。我期待監察制度上的改革可提升行業的質素，讓市民安心使用私人院舍服務。
醫療衞生方面，自願醫保計劃輾轉討論諮詢，時間也不在全民退保之下。但自願醫保計劃中核心部分——高風險池，至今無法落實。自願醫保計劃變為一些小修小補的建議，這便是施政報告所說的，訂定保險產品最低要求、擬定標準保單條款及條件、規劃現有保單的轉移安排等。這與社會的期望有很大的落差。
謹此陳辭
主席：
社會愈撕裂，公務員和紀律部隊愈會成為磨心，年初一的騷亂便是一個明顯例子。在施政報告公務員隊伍一節，特首說公務員全心全意支持和配合政府有效施政。對公務員來說，執行政府的政策決定是職責所在，即使是萬般不願意，在崗位便要履行相關的責任，這並不代表公務員沒有抱怨。
近年公務員的工作量排山倒海，再加上市民要求越來越高，不少前線公務員向我表示，市民對政府不滿的怨氣發洩在公務員身上，因此公務員的士氣受到影響。特首在施政報告裡說要建立和鞏固與公務員隊伍的新型伙伴合作關係，加強聯繫溝通。而但只講聯繫溝通不會是不能達到建立新型伙伴合作關係，亦不能解決公務員面對的問題，我懇請政府回應公務員多年來的訴求，包括公務員長年累月爭取的中醫治療、劃一所有公務員每周總工時44小時、取消非公務員合約制等。
主席，由於施政報告的致謝動議出現多個修正案，我必須申明我對致謝動議的睇法。我認為，就行政長官到本會宣讀未來一年的施政工作，立法會禮貎上表示感謝，僅此而已，並不表示本會同意施政報告的各項建議。因此，我原則上不同意對一個禮貎性的議案作出修正。但今次的施政報告辯論是本屆議會最後一次討論特首的施政政策，對於特首競選前向勞工界的承諾，包括立法制定標準工時及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至今仍落實無期，因此，對特首的施政報告深表遺憾。
謹此陳辭
主席：
過去的一段時間，社會為了政制問題爭論不休，各方各持己見互不讓步，最終造成社會撕裂的局面。現在，政改爭議暫告一段落，卻要面對全球經濟下行的危機，如何修補各方關係、攜手面對環球經濟下滑的挑戰，解決民生問題從而改善基層市民的生活，實在是政府的當務之急。
環球經濟放緩，內地經濟發展轉型對香港經濟的影響開始浮現。有金融分析機構估計，明年的失業率將升至4.5%，失業大軍會增加4萬多人。香港沒有任何的失業保障措施，但不少打工仔女卻是「月光族」，一旦被裁員，便手停口停。我一直要求政府成立失業貸款基金，失業人士重新就業後分期攤還貸款。以貸款形式援助失業人士，不會對公帑造成沉重負擔，同時亦是經濟下行時的救人措施。
內地訪港旅客人數下降，首當其衝的就是本港的旅遊業、酒店業及零售業。今年上半年，部份專營內地團的旅行社已出現經濟困難，一些甚至已經倒閉。我亦收到一些個案，有前線導遊在旅行社倒閉後，無法追討接待旅行團時墊支的款項，如餐飲或遊樂場入場劵費用等。現時，旅遊業議會有規定禁止導遊不合理地墊支費用，但實際上墊資情況依然存在。面對未來旅遊業可能會進一步萎縮，我希望政府先採取措施，保障僱員權益，同時亦須重新檢討本港的旅遊業方針，加強開發本地的旅遊資源，吸引更多不同地方的旅客訪港。
今年五月，政府在未有勞顧會共識下強推「補充勞工計劃」的「優化」措施，容許輸入的技術工人為同一承建商在多於一項公營工程項目工作。計劃名為「優化」，實際極易濫用，可謂輸入勞工的無掩雞籠，會影響本地工人的就業和待遇。在經濟下行，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下，我要求政府盡快取消相關計劃，保障本地工人就業。
在我們當前，有數個民生的大議題正在進行諮詢，包括退休保障及標準工時，這些議題其實已討論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並對於政府曖昧含糊的態度感到不滿。我提醒政府，政府以拖字訣處理重大的民生問題，最終只會演變成重大的政治問題，而更令人遺憾的是，政府在處理一些民生問題時，更刻意強化當中的政治因素，進一步分化社會，全民退休保障便是一個明顯例子。
全民退休保障在社會已討論了很長時間，正反立場、財政的可行性等已有相當深入的討論，全民退保何去何從，關鍵已不在民間社會，而是政府的態度。現時，政府仍要就全民退保諮詢公眾意見，並把全民退保的名稱改為不論貧富的退休保障計劃，這是明目張膽在民生問題上撕裂社會，煽動不同階層對立攻擊，這樣的諮詢無論結果如何，對社會都有極大傷害，何況，政府的立場已清楚反映在諮詢的題目上。
主席，政治是眾人之事，討論政制如是、討論民生政策也如是。關鍵在於在討論的過程政府有否關顧到社會各階層所需，持平公正的作決定，使各方彼此尊重互信。我懇請政府從善如流，重視、接納不同的聲音，在制定政策時中立地平衡各方利益。
謹此陳辭。
主席：
我們正處在一個全球大變動的年代，一方面面對全球一體化的衝擊，不同地域的人才直接競爭；一方面面對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一些傳統的職業、甚至專業愈來愈多被智能機器取替。香港的教育制度如何與時並進，培養人才，這不但是為青年學莘找尋工作出路，更關乎香港能否持續發展，不致衰落。
中國人一直重視教育，由過往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到現代社會的「工字不出頭」，這反映了我們重視教育的傳統，但同時反映我們對教育的理解有所偏差。若我們今天討論職業教育，仍只是圍繞在傳統文化中學裡加強同學的實習機會，以至完善生涯規劃，是遠遠未能達到強化職業教育，全方位為香港培訓人才的目標。
我們的教育制度，是承襲傳統重文輕工的傳統。現時政府為公營學校學生提供12年免費中小學教育，在完成初中課程後，學生一般可在原校升讀高中課程或轉修由職業訓練局開辦，並獲政府全費資助的全日制職業訓練課程。在2014年9月，就讀全港395所公營中學的學生有30多萬名，但同年，職訓局透過轄下各院校只招收到2萬多名中三或中六離校生就讀全日制課程，數目佔公營中學不足一成，收生比例並不理想。但在2013至14年，自資和資助副學士學位課程便近4萬個，遠遠高於職訓局提供中三或中六生的全日制課程的招生。
副學士成立至今，定位不明，質素參差，社會認受性低，並且，為了解決副學士的出路問題，又要在大學預留資源，容許小部分的副學士能銜接大學，繼續升學。更大問題是副學士與職業教育同時爭奪不在傳統學校裡繼續升學的同學，直接打擊了職業教育的發展。為了強化職業教育，政府必須全面檢討副學士制度，由職業教育取替成為青年學生的主要進修出路，並大量增加職業進修課程與大學銜接的學額。這樣才能真正的幫助香港的職業教育發展。
在今年七月，政府的「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發表報告，建議重塑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定義，定位為職業專才教育，課程可達學位程度，並建議政府加強推廣，改變社會輕視職業教育的態度，我支持小組的建議。但要達到小組的目標不能只在門面上做功夫，必須切切實實強化職業教育，包括挽留、強化前線師資人才，吸引青少年入讀，令職業教育的畢業生不會遜於傳統學校，這方面，報告內容仍相當空泛。
職業訓練局(簡稱職訓局)，在職業教育裡擔當關鍵角色。據職訓局前綫員工反映，自職訓局與政府脫鈎，自負盈虧運作，前線員工的工作愈來愈繁重，職業也愈來愈不穩定。職訓局現時不少是以兩年、甚至一年的形式不斷續聘職員，過往工作滿六年便可轉長約的機制名存實亡，在2014至15年職訓局員工總數達5700多人，但工作多於6年的固定合約員工只有508人，職業的不穩定性嚴重影響職訓局的教育工作。
近日醫管局的高級醫生要求額外加薪3%的情況在職訓局同樣出現，職訓局按舊制支薪的員工理應隨公務員的薪酬調整，合資格的員工額外加薪3%，但有職員指出，職訓局在減他們人工時，便要跟隨公務員隊伍，但今次薪酬調整，又以與公務員隊伍脫鈎來當借口。
香港要推廣職業教育，職訓局要在作育英才與商業運作的模式中取得平衡，我希望職訓局能妥善處理與前線員工的分歧，携手為香港職業教育作出貢獻。
除了職訓局外，在2000年教育改革後政府鼓勵成立的三所特色高中，包括公理書院、明愛華德中書院，以至兆基創意書院，他們處在職業教育和傳統教育之間，但在教育和資源都被忽略，政府應重新檢討特色高中的定位，若肯定特色高中的作用，應增撥資源和推廣發展。
在今年5月，立法會的研究組發出了一份“德國的職業教育及訓練”的資料摘要，我看後百感交雜。德國有源遠流長的學徒訓練傳統，香港不能相比。但報告指出，德國的商界普遍把培訓視為投資，單在2013年，德國僱主每月便為每名學徒培訓承擔約15,000港元。近年，香港建造業發展蓬勃，香港僱主團體叫得最響便是擴大輸入勞工，但少有在職業訓練上為香港的年輕人作長遠承擔。以今年本會通過發展局撥款1億元，供建造業議會培訓半熟練和熟練工人為例，建造業議會既要提供學員培訓津貼，甚至要為參與培訓的導師補償僱主生產力的損失。
我不會幻想香港的僱主與德國僱主一樣，對職業培訓作出比公帑更大的承擔，但香港的僱主在職業教育上承擔更大責任，是合情合理的，而政府亦應提供誘因，鼓勵僱主主動承擔職業訓練的責任。此外，在政府的招聘政策上加強職業教育作為聘用條件，只有在多管齊下，香港的職業教育才能落地生根，更好地為香港培訓人才。
謹此陳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