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15 潘兆平議員就“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議案發言

主席:

     首先,適逢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6周年,我十分感謝劉業強議員提出議案,討論紀念抗日戰爭的相關政策建議。就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議題上,我已在議會上以議員議案、以至在《2021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上,要求政府將9月3日,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香港有基於傳統、基於尊重不同的宗教而確立的法定假日,但對於抗戰勝利,這關乎整個中華民族興亡的歷史,卻沒有法定假日紀念,我認為是難以接受的,這是我一再要求,把抗戰勝利紀念日列法定假日的原因。

     古語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學習歷史是培養年青人認同中華民族、熱愛國家的重要一環,而透過將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正正是鼓勵市民去參與紀念活動,例如如原議案提及的參觀紀念館或抗戰遺址等,認識國家歷史,提升民族認同的最好機會。

     另外,正如我早前在議會的議員議案亦提及,將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並不是把歷史的新仇舊恨重翻一遍,製造更多的仇恨和敵意,而是讓參戰各方,共同面對戰爭的罪惡,深切反思、領悟和平和生命的可貴,紀念無數在戰爭裡失去生命的同胞。讓香港的年青一代重新認識國家民族的機會,為我們飽受戰火、不屈不撓的祖父輩感到自豪,亦因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而感驕傲。

     把9月3日列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定為法定假期,源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曾在2014年將9月3日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後,特區政府亦自該年起,在香港舉行相應的官方紀念活動;並曾在2015年,適逢抗日戰爭結束70周年,中央政府宣佈該年9月3日全國放假一天,讓人民參與各地的紀念活動。當時,香港政府亦響應中央做法,將該日訂為一次性的特別公眾假期及法定假日。但紀念抗日,為何是一次性的特別假期,而不是持之以恒的政策,讓全港市民一同參與。

     最後,希望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透過增加一天法定假期,讓市民參與和感受抗日戰爭勝利的紀念活動,真正認識國家的歷史,從而增加國民身份認同,更因中國人的身份而感自豪。

謹此陳辭

2021-09-01 潘兆平議員就“解決社會矛盾,消弭貧富差距”議案發言

主席:

     貧富懸殊問題一直困擾着香港社會,在強調市場經濟、滴漏效應的政府政策裡,貧富懸殊一度被合理化,認為是市場經濟裡的必然現象。這兩年香港在疫情之下,更突顯了政府向商界傾斜的政策。回顧一系列的防疫措施,政府仍是以救市等於救人的模式運作,基層市民仍是被犠牲的一群。月初,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曾反駁政府「越扶越貧」,明言改進堅尼系數的計算方式後,排名是有改善,但最後局長亦難以否定香港在64個經濟體系中,仍是貧富懸殊處於最高的三分一之中。一個人均生產總值接近5萬美元的高度發展城市,普羅市民分享不到經濟成果,以至社會矛盾不斷深化,政府難辭其咎。

       從數據來看,「越扶越貧」已是不爭的事實。自2012年政策介入前本港貧窮人口為131萬,9年過去,儘管政府資源有增無減,但貧窮數字依舊徘徊在131萬至140萬人左右,在疫情爆發前,貧窮人口更升至149萬人,貧窮率為21.4%,兩者皆創下2009年後的新高,可見多年來推出的津貼類型措施,不論是恆常現金項目或非恆常現金政策,並沒有根源性地紓緩香港的貧窮問題,縮窄貧富鴻溝。

     過去,我曾多次建議政府檢討稅制,希望政府設立資產增值稅,在證券市場和物業轉讓獲利徵稅。事實上,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獲利最大並不是生產實業和薪俸,而是以金融財技,一買一賣賺取豐厚利潤,累積資本,以資產增值稅作為財政再分配的手段,有助消弭貧富差距。與此同時,我建議政府設立生活工資指標,鼓勵市場改善基層市民工資捉襟見肘的情況。政府亦應訂立扶貧目標,例如制定提升住屋以及教育福利的時間表,讓更多的香港人不再需要以高昂租金來換取暫住居所,更多的開支用於醫療、膳食、子女教育等等,將資源投資未來,突破社會層級向上流動,這才能達致最終「脫貧」目的。

     最後,我必須提一提最低工資,對勞工界而言,爭取設立最低工資的目的是要保障社會最基層的市民,工作能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但這個基本原則並不包括釐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考慮因素裡,再加上兩年一檢的不合理安排,以至最低工資完全發揮不了保障基層市民生活的目的。我認為必須全面檢討最低工資的運作,這不但是把兩年一檢改為一年一檢,還應包括把保障市民基本生活所需納入釐定最低工資的考慮因素裡。

     主席,消弭貧富差距的方法早是老生常談,勞工界多年亦提出不少建議,但關鍵仍在於政府是否有決心去解決。一個有責任的政府應有決心去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亦應訂下解決貧富差距的目標。

謹此陳辭

2021-08-26 潘兆平議員就 “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權益”議案發言

主席:

       首先,我感謝陸頌雄議員提出保障平台工作者的議員議案。現時,政府對新興的零工經濟模式視若無睹,全無對策。鑑於政府對零工經濟袖手旁觀,我在2018年,便針對零工經濟建議本會研究部了解外國經驗,檢討加強保障獨立工作者的政策。我亦曾在財政預算案質詢政府,會否因科技發展帶來的新僱傭模式而檢討勞工法例,早前,本會亦有議員提出相關質詢,但政府的回應只是含混其詞,支吾以對。我期望透過今天的討論,政府能對零工經濟有一個明確的態度,儘快趕上科技發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勞工權益。

       我明白零工經濟的平台工作者不同於傳統的聘用模式,在英國、西班牙等地,便因為平台工作者的僱傭關係鬧上法院,要由法院仲裁。而英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先後把平台工作者納入勞工保障範圍。在上月,中國國家市監總局等部門聯合印發落實網絡餐飲平台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的權益並提出指導意見,對保障外賣送餐員正常權益提出全方位要求,督促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單位為建立勞動關係的外賣送餐員參加社會保障。

     在香港,有傳媒引述英國研究機構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報告指出,在去年4至6月的疫情高峰期,外賣服務估計保障了香港約48,000個職位,若以餐廳夥伴的營業額計,外送服務為第二季香港經濟貢獻達80億港元。平均有31%的餐飲從業員因餐廳提供外賣服務而保住工作。

     零工經濟的發展在本港發揮的作用愈來愈重要,今天陸頌雄議員的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權益已是一個遲來的議案,但如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權益,在零工經濟的靈活發展與勞工權益的保障之間如何平衡,我相信仍有很大空間需要調整,但作為起步點,我認為把平台公司必須為平台工作者購買一定額度意外保險外,以及擴大破產欠薪基金的保障至平台工作者,使他們不會因平台僱主結業或倒閉而導致他們沒法取回他們應有的工資,這是對現時僱傭關係影響輕微,能及早落實的措施。與此同時,政府應全面研究為平台經濟制定僱傭政策。這是我修正陸議員議案的初衷。

     對於郭偉強議員的修正案,我明白郭議員希望保障平台工作者的意向,但在現階段,要求政府把平台工作者的僱傭政策看齊於傳統經濟的僱傭政策,未必是最好的做法,因此,稍後若郭偉強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獲本會通過,我將撤回我的修正案。

謹此陳辭

2021-07-15 行政長官答問會

潘兆平議員:多謝主席。特首,自從發生「黑暴」及疫情至今,本港的基層勞工就業受嚴重影響,生活亦越來越困難,尤其是與旅遊相關行業的員工。爭取及保障勞工權益是工會和勞工界代表的天職,而政府在政策上和改善勞工法例方面亦有着重要責任。特首,我想提一條與勞工有密切關係的法例,希望你關注和推動修訂改善,這個就是《破產欠薪保障條例》,是遭拖欠薪金工友的最後救生圈。破欠基金(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欠薪特惠款項在一九九六年調整後,25年來都沒有改變過,目前最高的款額仍是36,000元,是以一九九五年的工資中位數9,000元作為釐定,即9,000元乘以四個月,現時的工資中位數已經是19,000元,欠薪特惠款項應該提升至76,000元。現時破欠基金的累積盈餘有62億元,而近年每年的申請個案都只是3 000多宗,我相信對政府的財政負擔影響不大。我想問問特首,政府會否盡快就破欠條例進行修訂,提高欠薪特惠款項,為僱員擴大保障範圍?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議員: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多謝主席。我完全明白作為工會領袖,當然是有使命去爭取勞工權益,我們這一屆政府在某程度上都可以說是傾斜勞工,儘管本人在競選時沒有承諾過勞工界甚麼,因為我見過曾經承諾但未能做到,所以我不太夠膽作出承諾。但在這四年來,在勞工權益方面,得到商界的理解、支持,社會的接受,都有長足的發展,包括把有薪產假提升至14周,然後由政府回饋那四周的薪金;亦包括經過各位互諒互讓下,上星期通過了把公眾假期和法定假期一致,我亦會繼續督促勞福局(勞工及福利局)加快有關強積金對沖取消的法例修訂。潘議員提到有關破產欠薪保障,今日我只能回應我們回去後會看看,因為我並不太掌握這方面的詳細內容,但既然潘議員提得這麼具體,在25年內未碰過、未檢視過,似乎表面證據上是應該去看一看,我會要求勞福局去檢視這條條例是否有更新或改善的空間。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潘兆平議員。
 
潘兆平議員:我多謝特首有這樣的回應。當然,改善勞工法例我剛才說了政府有責任,我希望是否可以在本屆議會裏就這個條例,勞福局局長可以提上來給我們的議員?謝謝。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議員: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這個問題我也可以很具體地回答,就是不可以。因為現在已是七月中,我剛才公布了我們還有五條條例草案需要提交,希望在本屆立法會十月下旬休會前能夠通過,這已經是一個非常進取的時間表。每一次法例修訂要研究、草擬、交給行政會議,再提交給立法會,所以現實上是做不到,請潘議員諒解。不過,我會親自關心有關這條條例的檢視工作。

2021-07-07 潘兆平議員就《2021年僱傭 (修訂) 條例草案》二讀發言

主席:

    長久以來,香港都存在著兩種假期政策──法定假日和公眾假期,前者較後者少5天,對部分打工仔而言並不公平。政府提出《2021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逐步將法定假日由12天增加至17天,與公眾假期劃一,特首在一次答問大會裡說,這是聽了立法會的意見,提出相關的修訂,但政府的回應與立法會的意見,及與勞工界的要求存在重大的落差,我深感遺憾。

    在2019年,我在立法會提出檢討假期政策的動議,當中包括了兩點,一是把9月3日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期,二是檢討現時的假期政策。現時《2021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的建議完全忽略了前者,而建議以十年時間增加5天的法定假期,以其達到統一法定假期日和公眾假期的目標,如蝸牛般的劃一假期做法既荒謬,亦讓人啼笑皆非。就此,我提出了兩個條例草案的修正案,可惜都不獲政府接納。政府就我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設為法定假日的修正案,回覆時認為超出了條例草案的範圍,我認為,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設為法定假日涉及民族氣節,在當下香港更具意義。在檢討假期政策時理應加入這紀念日,政府不做是政府的失職,政府不做還要反對議員提出修正是政府一錯再錯。

    我的第二個修正案是以三年的時間完成增加5天的法定假日,背後的思考是以每一年完成一個節日假期的修正,依次為佛誕、聖誕節翌日、最後是三天的復活節假期,安排三天復活節假日作為最後納入法定假日已充分照顧僱主的承擔能力,但政府以一個可任意解釋的循序漸進、平衡各方利益為由加以反對。把復活節宗教假日攔腰斬斷,以6年時間完成統一為法定假日,更是完全忽視假期背後的宗教意義。

    主席,以十年時間劃一五天的法定假日和公眾假期,但人生有多少個十年,部分商界代表只視假期增加僱主的經營成本,未曾考慮假期對經濟的正面影響,即使每年多了假期,僱員在假期外出購物、用膳為相關行業帶來的利潤,同樣會帶來整體社會經濟的增長。再者,僱員有充足的假日休息,對身體、對工作都有好處。

    儘管我的修正案最終未能提出,但我仍希望縮短法定假日及公眾假期時間的修正案能在本會通過,並儘快回應將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的訴求。

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