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議會發言

主席：

    所謂十年人事幾番新，儘管我在本會服務只有九年多的時間，但物換星移，人事變更的感覺歷歷在目。香港處於一個大時代裡，在中西文化交集的風眼裡風起雲湧，出現了議會紛亂無序有跡可尋。但儘管如此，在過去九年多的議會工作裡，議會的工作也不如外界所感覺的雜亂無章，一事無成，我作為勞工界立法會議員，也看到勞工權益的一些改善，儘管這些改善未如理想，但也得來不易。

    就我個人而言，我在議會的2013及2014年兩度提出保障職業安全的議員議案，促請政府採取措施保障勞工的職業安全，換來特首在2017年在施政報告中承諾加強職業安全健康法例的刑罰，可惜直至今年的施政報告，特首也只是說現正準備修例提高罰則。又如我在2019年在議會內提出檢討假期政策的議案，政府及後在檢討假期政策後同意分階段增加俗稱勞工假的法定假日，以每兩年增加一天的牛步進程，最終把法定假日和公眾假期體齊。

     關心我工作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要求政府成立失業貸款基金。財政司司長終於接納了我的意見，在今年四月推出為期半年的「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我在議會內提出動議，要求延續計劃，並制訂可持續的失業貸款政策。動議亦得到政府積極回應，行政長官同意把計劃再延長半年至明年四月。直至今年九月，計劃推出僅五個月，相關機構已接到逾三萬宗的申請個案，儘管失業貸款並不是一個完美安排，但我確信失業貸款的確能解決失業僱員燃眉之急。

    此外，增加五天的分婏假、改善惡劣天氣下僱員上下班的保障，這些的變更都增進了僱員的福祉，成果是所有關心勞工權益的朋友共同努力的功勞。但香港的僱傭條例千瘡百孔，與一個富裕社會應有的僱員保障相差甚遠。令我遺憾的是有關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法例拖拉了差不多十年，至我離任，政府亦未能提交立法會審議，而最低工資一年一檢，這是政府通過最低工資法例時許下的承諾，在勞工界一再要求下仍無動於衷。

    今天，我雖然離開了議會，但關心勞工權益的初心沒有改變，我亦希望未來重新組成的議會，更能體現對勞工權益、社會公義的關注。

謹此陳辭

主席：

    吸煙危害健康，這是社會的共識，但若把危害健康作為在社會禁絕的準則是危險的，並會做成種種的政策矛盾。最顯而易見的例子便是糖，有醫療專家指出，糖比煙草對身體的傷害更為嚴重，但我們很難想像，政府會推出禁糖出售的政策。

    我不是煙民、亦不贊成市民吸煙，但要在社會推行反吸煙政策並不是一刀切的禁止出售香煙，而是寓禁於徵。今天不能支持政府的吸煙公眾衛生修訂條例，亦是同樣的道理。我不支持條例草案的第一個原因是條例草案把加熱煙和電子煙不分，以同一尺度處理。電子煙只是一些化學劑，吸食時並不涉及燃燒煙草，而加熱煙與傳統香煙是同類產品，理論上不應區分處理，此外，我們亦沒有加熱煙較傳統香煙危害身體更大的明確證據。

    在本會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有製煙業的僱員向我表達意見，指香港的煙草業已是夕陽行業，而生產加熱煙會是能幫助行業的生存，但現時條例草案不但禁止加熱煙在本港售賣，製造亦同遭禁止，令煙草製造業更難生存，間接亦影響僱員的生計。

    主席，基於上述的原因，我不支持政府的《2019吸煙（公眾衛生）（修訂）條例草案》。

    謹此陳辭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潘兆平議員。

潘兆平議員：多謝主席。特首，你昨日公布的《施政報告》提及本屆政府回應勞工界多年的訴求，分別就法定產假的改善，以及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安排，這些成果是應該 肯定的。我更感謝特首你早前公布將「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由原定今年十月二十七日結束的申請期，延長到明年四月底，讓有需要的失業人士有另一項選擇，幫助他們渡過困難。特首，在《施政報告》第76段提到，旅遊業受疫情重創，目前仍存於困境，但《施政報告》只是為復蘇旅遊業作準備，並沒有進一步措施協助仍處於困境的旅遊業。我想問特首會否考慮有進一步措施，協助當下仍然處於困境的旅遊業僱員？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議員：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對於在疫情期間特別受到重創，亦於短期內難以恢復的行業，特區政府是持續地去看，有能力的話我們一定會繼續幫助。我不是很記得旅遊業那幾輪支援去到甚麼階段，但譬如另一行業，就是會展業，在《施政報告》已經提出，我們會將會展業的資助計劃延長，同時間會優化，優化的含義就是我們會直接去幫助這些受影響、無法辦展覽的機構。旅遊業是否又到另一階段要去再看有甚麼支援措施，我請邱局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再作研究。早前立法會通過的「防疫抗疫基金」已經去到最後階段，正在結算中，我們應該還有能力可以再幫助一些受到重創的行業。不過，與此同時，與其坐在這裏等待旅遊業復蘇，我們都希望在其他方面做，譬如本地旅遊、郵輪服務，這些工作最近一直都在進行中，希望為旅遊界帶來一點生機，支援的工作一直會進行。多謝潘議員。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議員：潘兆平議員。

潘兆平議員：特首，未來當然是重要，但很多市民着眼當前的情況。現在通關無期，我們知道有很多旅遊業從業員都正在做一些政府短期及臨時職位，而有些職位很快便完結。所以想再問特首，對於這些僱員，避免他們再次失業，究竟可否把這些職位再延長或增加呢？謝謝。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議員：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潘議員應記得在防疫抗疫的過程中，我們不停開創一些有時限的就業機會，早前有30 000個，然後又有30 000個。我不知道現在去到甚麼階段，但只要我們還有空間可以開設一些有時限的職位，未必一定要延續現有的職位。因為如果有關工種已經沒有了，譬如現在有很多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已經關閉，便無法延續那些職位。如果是在另外一個範圍，是可以開創一些有時限的職位，我們一定會做，希望旅遊業界受影響的人士亦可以隨着這些新職位的出現，進入一些新的工作崗位。

主席:

     首先，適逢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6周年，我十分感謝劉業強議員提出議案，討論紀念抗日戰爭的相關政策建議。就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議題上，我已在議會上以議員議案、以至在《2021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上，要求政府將9月3日，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香港有基於傳統、基於尊重不同的宗教而確立的法定假日，但對於抗戰勝利，這關乎整個中華民族興亡的歷史，卻沒有法定假日紀念，我認為是難以接受的，這是我一再要求，把抗戰勝利紀念日列法定假日的原因。

     古語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學習歷史是培養年青人認同中華民族、熱愛國家的重要一環，而透過將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正正是鼓勵市民去參與紀念活動，例如如原議案提及的參觀紀念館或抗戰遺址等，認識國家歷史，提升民族認同的最好機會。

     另外，正如我早前在議會的議員議案亦提及，將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並不是把歷史的新仇舊恨重翻一遍，製造更多的仇恨和敵意，而是讓參戰各方，共同面對戰爭的罪惡，深切反思、領悟和平和生命的可貴，紀念無數在戰爭裡失去生命的同胞。讓香港的年青一代重新認識國家民族的機會，為我們飽受戰火、不屈不撓的祖父輩感到自豪，亦因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而感驕傲。

     把9月3日列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定為法定假期，源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曾在2014年將9月3日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後，特區政府亦自該年起，在香港舉行相應的官方紀念活動；並曾在2015年，適逢抗日戰爭結束70周年，中央政府宣佈該年9月3日全國放假一天，讓人民參與各地的紀念活動。當時，香港政府亦響應中央做法，將該日訂為一次性的特別公眾假期及法定假日。但紀念抗日，為何是一次性的特別假期，而不是持之以恒的政策，讓全港市民一同參與。

     最後，希望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透過增加一天法定假期，讓市民參與和感受抗日戰爭勝利的紀念活動，真正認識國家的歷史，從而增加國民身份認同，更因中國人的身份而感自豪。

謹此陳辭

主席：

     貧富懸殊問題一直困擾着香港社會，在強調市場經濟、滴漏效應的政府政策裡，貧富懸殊一度被合理化，認為是市場經濟裡的必然現象。這兩年香港在疫情之下，更突顯了政府向商界傾斜的政策。回顧一系列的防疫措施，政府仍是以救市等於救人的模式運作，基層市民仍是被犠牲的一群。月初，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曾反駁政府「越扶越貧」，明言改進堅尼系數的計算方式後，排名是有改善，但最後局長亦難以否定香港在64個經濟體系中，仍是貧富懸殊處於最高的三分一之中。一個人均生產總值接近5萬美元的高度發展城市，普羅市民分享不到經濟成果，以至社會矛盾不斷深化，政府難辭其咎。

       從數據來看，「越扶越貧」已是不爭的事實。自2012年政策介入前本港貧窮人口為131萬，9年過去，儘管政府資源有增無減，但貧窮數字依舊徘徊在131萬至140萬人左右，在疫情爆發前，貧窮人口更升至149萬人，貧窮率為21.4%，兩者皆創下2009年後的新高，可見多年來推出的津貼類型措施，不論是恆常現金項目或非恆常現金政策，並沒有根源性地紓緩香港的貧窮問題，縮窄貧富鴻溝。

     過去，我曾多次建議政府檢討稅制，希望政府設立資產增值稅，在證券市場和物業轉讓獲利徵稅。事實上，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獲利最大並不是生產實業和薪俸，而是以金融財技，一買一賣賺取豐厚利潤，累積資本，以資產增值稅作為財政再分配的手段，有助消弭貧富差距。與此同時，我建議政府設立生活工資指標，鼓勵市場改善基層市民工資捉襟見肘的情況。政府亦應訂立扶貧目標，例如制定提升住屋以及教育福利的時間表，讓更多的香港人不再需要以高昂租金來換取暫住居所，更多的開支用於醫療、膳食、子女教育等等，將資源投資未來，突破社會層級向上流動，這才能達致最終「脫貧」目的。

     最後，我必須提一提最低工資，對勞工界而言，爭取設立最低工資的目的是要保障社會最基層的市民，工作能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但這個基本原則並不包括釐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考慮因素裡，再加上兩年一檢的不合理安排，以至最低工資完全發揮不了保障基層市民生活的目的。我認為必須全面檢討最低工資的運作，這不但是把兩年一檢改為一年一檢，還應包括把保障市民基本生活所需納入釐定最低工資的考慮因素裡。

     主席，消弭貧富差距的方法早是老生常談，勞工界多年亦提出不少建議，但關鍵仍在於政府是否有決心去解決。一個有責任的政府應有決心去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亦應訂下解決貧富差距的目標。

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