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15 潘兆平議員就“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議案發言

主席:

     首先,適逢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6周年,我十分感謝劉業強議員提出議案,討論紀念抗日戰爭的相關政策建議。就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議題上,我已在議會上以議員議案、以至在《2021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上,要求政府將9月3日,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香港有基於傳統、基於尊重不同的宗教而確立的法定假日,但對於抗戰勝利,這關乎整個中華民族興亡的歷史,卻沒有法定假日紀念,我認為是難以接受的,這是我一再要求,把抗戰勝利紀念日列法定假日的原因。

     古語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學習歷史是培養年青人認同中華民族、熱愛國家的重要一環,而透過將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正正是鼓勵市民去參與紀念活動,例如如原議案提及的參觀紀念館或抗戰遺址等,認識國家歷史,提升民族認同的最好機會。

     另外,正如我早前在議會的議員議案亦提及,將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並不是把歷史的新仇舊恨重翻一遍,製造更多的仇恨和敵意,而是讓參戰各方,共同面對戰爭的罪惡,深切反思、領悟和平和生命的可貴,紀念無數在戰爭裡失去生命的同胞。讓香港的年青一代重新認識國家民族的機會,為我們飽受戰火、不屈不撓的祖父輩感到自豪,亦因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而感驕傲。

     把9月3日列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定為法定假期,源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曾在2014年將9月3日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後,特區政府亦自該年起,在香港舉行相應的官方紀念活動;並曾在2015年,適逢抗日戰爭結束70周年,中央政府宣佈該年9月3日全國放假一天,讓人民參與各地的紀念活動。當時,香港政府亦響應中央做法,將該日訂為一次性的特別公眾假期及法定假日。但紀念抗日,為何是一次性的特別假期,而不是持之以恒的政策,讓全港市民一同參與。

     最後,希望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透過增加一天法定假期,讓市民參與和感受抗日戰爭勝利的紀念活動,真正認識國家的歷史,從而增加國民身份認同,更因中國人的身份而感自豪。

謹此陳辭

2021-09-15 就劉業強議員“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議案提出修正案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在其領導下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於日軍佔領香港期間,在多個地點抗擊日軍及營救盟軍,為抗日戰爭勝利作出重大貢獻;至今抗戰遺蹟遍布全港多區;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積極在香港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和保育相關遺蹟,讓港人更了解抗日戰爭的歷史、抗戰英烈的貢獻和愛國情操,藉以提升港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明白捍衛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及珍惜在國家支持下,本港所享有的繁榮安定;有關建議包括:

(一)       加強學校教育,從課程設計、專題研究、研討會或校際比賽等不同途徑,讓學生正確認識抗日戰爭歷史;

()       製作完備的抗日戰爭歷史教材套,包括收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及昔日香港民眾抗日事蹟的全面資料,以便中、小學可利用相關資料作研習;

()       建立香港抗日戰爭數碼資料庫,蒐集及儲存不同形式的歷史資料,包括口述歷史、文獻、檔案等,並將資料庫開放給公眾使用;

()()  加強向社區推廣抗日事蹟和文物保育工作,例如設置抗戰紀念館文物徑和行山史蹟徑、將抗戰遺址列為法定古蹟、設立遺址名錄、豎立抗日英烈紀念碑、組織專題展覽及導賞團並舉辦各項體驗式活動,讓公眾對這段由中國人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貢獻的歷史有更深的認識;及

()       在每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舉行紀念活動,悼念抗戰英烈,並邀請抗日老戰士與年青一代交流,以加強市民的國家觀念和國民身份認同,以及讓愛國情懷薪火相傳;及

(六)       將9月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定為法定假期,讓更多市民可以參與相關紀念活動,從而提升公眾對抗日戰爭歷史的認知

註:潘兆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2021-09-01 潘兆平議員就“解決社會矛盾,消弭貧富差距”議案發言

主席:

     貧富懸殊問題一直困擾着香港社會,在強調市場經濟、滴漏效應的政府政策裡,貧富懸殊一度被合理化,認為是市場經濟裡的必然現象。這兩年香港在疫情之下,更突顯了政府向商界傾斜的政策。回顧一系列的防疫措施,政府仍是以救市等於救人的模式運作,基層市民仍是被犠牲的一群。月初,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曾反駁政府「越扶越貧」,明言改進堅尼系數的計算方式後,排名是有改善,但最後局長亦難以否定香港在64個經濟體系中,仍是貧富懸殊處於最高的三分一之中。一個人均生產總值接近5萬美元的高度發展城市,普羅市民分享不到經濟成果,以至社會矛盾不斷深化,政府難辭其咎。

       從數據來看,「越扶越貧」已是不爭的事實。自2012年政策介入前本港貧窮人口為131萬,9年過去,儘管政府資源有增無減,但貧窮數字依舊徘徊在131萬至140萬人左右,在疫情爆發前,貧窮人口更升至149萬人,貧窮率為21.4%,兩者皆創下2009年後的新高,可見多年來推出的津貼類型措施,不論是恆常現金項目或非恆常現金政策,並沒有根源性地紓緩香港的貧窮問題,縮窄貧富鴻溝。

     過去,我曾多次建議政府檢討稅制,希望政府設立資產增值稅,在證券市場和物業轉讓獲利徵稅。事實上,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獲利最大並不是生產實業和薪俸,而是以金融財技,一買一賣賺取豐厚利潤,累積資本,以資產增值稅作為財政再分配的手段,有助消弭貧富差距。與此同時,我建議政府設立生活工資指標,鼓勵市場改善基層市民工資捉襟見肘的情況。政府亦應訂立扶貧目標,例如制定提升住屋以及教育福利的時間表,讓更多的香港人不再需要以高昂租金來換取暫住居所,更多的開支用於醫療、膳食、子女教育等等,將資源投資未來,突破社會層級向上流動,這才能達致最終「脫貧」目的。

     最後,我必須提一提最低工資,對勞工界而言,爭取設立最低工資的目的是要保障社會最基層的市民,工作能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但這個基本原則並不包括釐定最低工資水平的考慮因素裡,再加上兩年一檢的不合理安排,以至最低工資完全發揮不了保障基層市民生活的目的。我認為必須全面檢討最低工資的運作,這不但是把兩年一檢改為一年一檢,還應包括把保障市民基本生活所需納入釐定最低工資的考慮因素裡。

     主席,消弭貧富差距的方法早是老生常談,勞工界多年亦提出不少建議,但關鍵仍在於政府是否有決心去解決。一個有責任的政府應有決心去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亦應訂下解決貧富差距的目標。

謹此陳辭